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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官員收了錢，但如果無法證明其為行賄者“辦了事”，算不算受賄？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可按受賄罪論處，但按照我國現行《刑法》，除非是“索賄”，必須要有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這一條件才構成受賄罪。
　　反腐一直是十八大以來全國上下的關鍵詞。隨著反腐的深入，刑法中用於製裁貪腐官員的主要法律武器——受賄罪在現實中面臨入罪門檻太高，量刑標準不合理等爭議。
　　“為他人謀利”規定助部分貪官逃脫罪責
　　多年來，不論是學界還是司法實務界，一直有聲音要求廢除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這一規定，認為這成了部分貪官逃脫罪責的武器。
　　西南政法大學教授、刑法專業的博士生導師朱建華就認為這一條件是“疊床架屋，畫蛇添足”，他認為受賄罪的危害不僅在於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，還侵犯了國家公職人員的廉潔義務，他認為，只要收取賄賂不管是否為他人謀利，都構成受賄罪。
　　西南地區一名市級檢察院的檢察官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的規定讓“日常燒香”型的行受賄無法被納入刑法打擊範疇。“對一些為謀取長遠利益而沒有提出謀利要求的財物，是不是就可以收受而不構成受賄罪？這顯然是有問題的。”
　　為此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相關文件解釋，將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盡可能前推，而不是要求實實在在地謀取到了利益。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》中規定：“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、實施、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。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，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，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，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，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。”
　　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委員趙學強律師表示，在實際辯護中，對被告人接受他人財物事實清楚的案件，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是首選的辯護切入點，“如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事前、事中或事後存在承諾、實際已為他人謀取利益，即做無罪或事實不清，罪名不成立的辯護。”
　　記者以受賄罪為關鍵詞，選擇刑事判決書類型，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今年5月以來的裁判文書，發現共有相關裁判文書563份。其中有71起案件，辯護人對部分或者全部指控以“沒有為他人謀利”作為辯護理由。
　　重慶一基層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局的檢察官告訴記者，實踐中不乏有行受賄雙方不提具體請托、承諾事項，僅是“心知肚明”的情況。如此，在沒有收集到簽字、打招呼等方面證據的情況下，基本上無法認定其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。
　　受賄罪量刑嚴重不平衡，受賄10萬和100萬都可判10年左右
　　除入罪門檻外，量刑標準也亟待修改。根據現行刑法，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，就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，可以並處沒收財產；情節特別嚴重的，處死刑，並處沒收財產。
　　記者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，不少受賄百萬的案件大多量刑在10年左右，加上退贓和立功等因素，量刑可以低至十年以下。
　　“受賄100萬，也是10年，這樣受賄10萬和100萬幾乎沒有差別，這個也是不合理的。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明祥表示，現在受賄罪量刑存在嚴重不平衡和不合理問題，數額差距遠大於量刑差距。
　　劉明祥建議，刑法修訂最好不再明確規定數額標準，而是分幾個檔次規定數額較大處多少年、巨大的多少年、特別巨大的多少年。再由司法機關通過司法解釋來確定具體數額。全國人大代表、河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蔡寧就曾在今年兩會上提出這一建議。
　　5000元入罪門檻要否提高？
　　受賄罪的另一入罪門檻——受賄數額，也存在高低不同的爭議。
　　根據我國刑法規定，5000元是受賄罪入罪的起點。近年來有觀點認為，隨著經濟發展，這一數額已不符合實際情況，應當適當提高。
　　前述重慶基層檢察員檢察官就持此觀點。他表示在辦案實踐中，發現達到5000元門檻的人不在少數。但由於金額較小，立案通常會作微罪不訴或者免於刑事處罰的處理，但不立案，又面臨承擔辦案不力、放縱犯罪的責任。
　　朱建華則擔心取消具體數額標準後，受賄罪成立標準會無限制提高。他認為，5000元標準如果得到嚴格執行，社會大致能夠接受，需要防止的是在法律規定的標準之外，再放大尺碼。
　　在2004年時，黑龍江綏化馬德案發，涉及官員260多人。由於涉案人數眾多，當時綏化市委提出“5萬元以下不再追究”的措施，遭到了廣泛的詬病。趙學強律師就認為這種在執行立案偵查標準上的不統一，在有形和無形中提高了查處受賄犯罪的門檻，放縱了犯罪。
　　劉明祥也認為打擊犯罪並非處罰越重越好，而是有罪就必定受到處罰。“只要有受賄，哪怕沒有到那個標準，也要進行降職、降級的行政處罰。”他表示受賄的人多，查處的人少才是受賄泛濫的原因，“如果能夠形成非常健全的反腐制度和機制，做到有罪必罰，大家就都不敢犯罪了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專家爭議：反貪法律武器要不要更嚴）